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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貨運站常見問題
航空貨運代理人所處航空貨運行業的位置與現狀
- 發布時間：201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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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貨運代理人(以下簡稱“貨代”)和航空公司、托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存在以下三種不同的模式：
㈠ 貨代作為航空公司代理人的模式
這種模式下貨代接受航空公司的委托代航空公司與托運人訂立運輸合同，貨代的行為“視為”航空公司的行為，所訂立的運輸合同主體是托運人和航空公司，貨代只從中收取航空公司支付的航空貨運代理費。
㈡ 貨代作為托運人代理人的模式
這種模式下貨代接受托運人的委托代托運人辦理航空托運，其行為“視為”托運人的行為，航空貨運運輸合同的主體是托運人和航空公司，貨代只從中收取托運人支付的代理費。
㈢ 貨代獨立運營模式
在這種模式下，三者之間只存在航空貨運運輸合同關系而沒有代理關系。貨代同時和托運人、航空貨運公司訂立航空運輸合同A和航空運輸合同B。在航空運輸合同A中，貨代是承運人身份;但在航空運輸合同B中，貨代又作為托運人，將托運人交由其航空運輸的貨物轉手交給航空公司運輸，以完成其對航空運輸合同A的履行義務。在這樣兩個“背靠背”的航空運輸合同中，貨代同時肩負了托運人和承運人的雙重身份，而其收益的主要來源是航空貨運運輸合同A和運輸合同B之間的運費差價。
案例回放：
2012年底，A銷售代理公司經某外航航班(中國—B國)運輸了一票普通快件貨物。飛機在B國降落時，經B國民航局抽查，發現該票普貨內含疑似危險品。B國民航局遂將該信息通報至中國民航局。C地區管理局按照中國民航局的指示對該案進行了調查取證，最終認定托運人A銷售代理公司構成在普貨中夾帶危險品，并依據《中國民用航空危險品運輸管理規定》(CCAR-276)第276.303條規定對其給予警告和罰款人民幣2萬元的行政處罰。
案例解讀：
上海航空快遞-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危險品航空貨運的市場需求不斷增長。但由于所涉及的鏈條長、環節多、人員復雜(這一點在國際航空貨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危險品航空貨運中存在的問題也逐漸顯現，夾帶、謊報、匿報以及違法運輸危險品的問題較為突出。因此，近年來，民航行政機關嚴格安全監管，依法開展了專項治理行動，重點對謊報、匿報危險品或在普通貨物中夾帶危險品航空貨運等違法行為加大了監察力度，嚴厲查處各類違法行為，以確保航空貨運安全。
在該類行政處罰案件中，如何才能確保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準確，筆者認為應重點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要明確違法主體。CCAR-276第276.303條規定了托運人在托運的普通貨物中夾帶危險品或者將危險品匿報、謊報為普通貨物航空貨運的法律責任，但是該部規章中卻并沒有對“托運人”予以定義，而現實中在交運環節會涉及實際貨主、銷售代理公司等多方主體，如何準確界定托運人就尤為重要。由于本案屬于國際貨運，《中國民用航空貨物國際運輸規則》第三條將托運人定義為“與承運人訂立貨物運輸合同，其名稱出現在航空貨運單托運人欄內的人”，C地區管理局通過調查發現，實際與承運人訂立貨運合同，且在航空貨運單托運人欄記載的主體為A銷售代理公司，據此認定其為違法當事人。
需要注意的是，國內航空貨運與國際航空貨運中對托運人的界定不完全一致，因此在實施危險品違法運輸行政處罰時，要在分清國內運輸還是國際運輸的前提下界定違法主體。
其次，要準確界定違法行為的種類。在調查該類案件時，涉及違法行為種類的認定，即違法當事人到底是夾帶危險品，還是謊報危險品，或者是隱匿危險品，這就需要通過調查違法當事人的主觀方面來進行判斷，比如其主觀上是否知情等。
以本案為例，監察員通過調查了解到，實際貨主在交貨時沒有作出危險性聲明，而托運人A銷售代理公司在收貨時也僅通過客戶書面材料和貨物包裝進行辨別，沒有發現該貨物存在危險性。綜合這些情況，C地區管理局認為，沒有證據證明A銷售代理公司存在主觀謊報、匿報危險品的故意，最終認定其為普貨中夾帶危險品。
最后，要重點做好調查取證工作。調查取證環節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它是適用法律、實施裁量的基礎，直接關系到對違法事實的認定結論是否準確。在具體取證中要把握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的標準，同時還要有證據鏈的意識，避免孤立地看待證據。
在本案中，上海航空物流很好地完成了調查取證工作，收集了該票貨物交運時的運單、B國民航局關于貨物性質的證明材料、承運人地面代理人的調查報告、托運人管理人員的調查筆錄等證據;同時，考慮到該票貨物被扣留在B國，難以進行現場查驗，而貨物是否定性為危險品是案件關鍵所在，為了對貨物性質作出準確判斷，經托運人、承運人以及實際貨主的共同委托，第三方機構通過比對分析證實貨物確實屬于危險品。通過這一系列的調查取證，形成了一條完成的證據鏈，據此對違法主體、貨物性質、違法行為種類等問題予以準確認定，并適用法律作出上述處罰決定。
